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围绕科技制高点和未来产业主导权的国际竞争空前白热化，我国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发挥我国的显著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保障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碳减排目标。

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是人类广泛性、全球性、长期性的核心资源，同时，能源领域的科技进步还引领着科技产业的发展。202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为60亿吨标煤；多项预测表明，“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到2030年将接近70亿吨标煤，此后将维持在略超70亿吨，并于2040年后开始缓慢下降。截至2024年底，我国化石燃料仍占据一次能源的约80%，因此“十五五”同样也是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关键阶段。可以说，“十五五”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双达峰前的最后一战，将为“后达峰”时代奠定重要的基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之间合作、竞争、对抗瞬息万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科技制高点和未来产业主导权的国际竞争空前白热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深度调整甚至“断链”风险。我国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研判我国“十五五”绿色能源格局，谋划重要绿色能源发展要点，发挥我国的显著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保障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碳减排目标。

一、“十五五”时期我国绿色能源格局

众所周知，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可再生能源丰富。面对国内外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源的总体发展方向和目标应该为：保安全、稳发展、促创新、降排放。在“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整体格局将呈现煤降、油稳、气增、非化石大发展的特点，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一）全球能源转型减缓，但绿色能源发展趋势不变，中国继续引领全球绿色能源发展

能源历来是大国博弈的核心资源，当前能源转型和全球气候变化一体两面，更是成为全球各区域政治经济的重要谈判筹码。预计“十五五”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约为3%，将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特征。经济低位运行，中、美、俄、欧等全球战略力量竞合态势更加凸显，国际关系分化重组，热点区域政治军事冲突持续，地缘博弈加剧，清洁能源技术成本尚不占优势，使得清洁能源转型和碳中和进程逐步从高潮迭起到潮水渐退。美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已大幅减缓清洁能源转型，美国甚至有再次“退群”“开倒车”的可能。

同时，全球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中东、中亚、非洲和拉美等区域大国对外合作更加自主多元。传统油气资源国家放宽油气合作政策吸引外资，能源矿产领域大量投资将持续流入，推进能源出口多元化，天然气、新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迎来新机遇；各国均表示将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吸引外资建设本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国家之间深化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新型南南合作机制蓬勃发展。

总体来看，尽管欧美的清洁能源转型减缓，但全球能源开发利用的主体逐步多极化、全球能源结构逐步多元化。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仍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能源清洁化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中国新能源制造业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水电、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技术已从“跟跑”到“领跑”，拥有巨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将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优质的能源技术、装备与运营服务，更好满足各国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虽然发达国家“去风险化”政策一定程度影响中国产品出口，但是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市场广阔、潜力巨大，我国的新能源制造业将促进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部署。

（二）绿色能源科技创新推动绿色能源全方位覆盖

“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能源产业技术水平与规模发展受到全球瞩目，水电、风光发电、核电和新型储能技术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新建规模已位于全球第一。但目前，大多技术尚未形成合力，传统领域和新型领域的协同发展还在探索，综合能源系统的开发利用还未形成规模，一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仍需要等待经济可行性验证，并且，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将助推绿色能源技术，带来的巨大能耗又对电力提出了更大需求。“十五五”时期，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能源产业参与主体对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场景认识的愈发深刻，绿色能源将迎来一个加速增长阶段。

传统油气产业以智能化、绿色化为新特征，通过原料端推进低碳化、多元化；在生产中推进集约化、智能化；在产品侧推进高端化、精细化，逐步实现清洁低碳发展。终端用能结构快速转变，电力成为终端用能的主要载体。大型化智慧化陆上风电机组、漂浮式海上风电、山区光伏电站、建筑用光伏等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的风光发电技术前景广阔。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有可能成为我国核电产业新的优势，一体化快堆研发、受控核聚变研究等核技术均有望取得新突破。锂电池、液流电池、飞轮、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钠离子电池、铅炭电池等各种储能技术将根据自身技术特色，在相互竞争中各自寻找到技术成本最相宜的应用场景，新型储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尽管水电装机容量增速相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来说缓慢一些，但抽水蓄能发展大有可为，装机增速远高于常规水电增速。各种能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将成为主流，比如风光水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石化、钢铁等领域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以替代高碳氢，探索建设风光氢（氨醇）一体化基地；一些真正的“近零碳”建筑和园区的建设将成为综合能源系统应用的核心场景。此外，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占比较小的新型绿色能源也将迎来一批示范项目的高速建设。

（三）绿色能源发展推动我国初步建立新型能源体系

“十四五”期间，在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得到新提升的同时，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新进展。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超过火电，占全部发电装机的比重达到56.4%。风电光伏装机提前6年多完成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承诺，核电在运在建规模超过1.1亿千瓦、升至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增量中近40%由非化石能源供应。能源消费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虚拟电厂等加快发展，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超过7300万千瓦，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已达到1300万台以上。

“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能源节约、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三管齐下，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将下降，预计“十五五”时期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速为2.2%，较“十四五”下降2.2个百分点，到2030年一次能源需求达到近70亿吨标煤。能源强度较“十四五”末下降约为12%，煤炭开始下降、石油稳产、天然气增产、非化石能源快速增长，国内能源产量持续增长，安全保障能力稳步增强，能源自给率稳步回升至85.4%。预计到2030年，我国水电装机规模预计将超过5.4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装机估计在4.2亿千瓦上下；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几乎在现有基础上翻了一番，成为水电装机规模提升的“重头戏”。风电累计装机在2024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总装机达8亿千瓦左右，海上风电总装机达2亿千瓦上下。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20亿千瓦左右，超过火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力品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在2.5亿到3亿千瓦之间，其中构网型储能达3000万千瓦以上。氢气供应量预计达5000万吨/年左右，其中电解水制氢供应量在1000万吨/年上下。绿色能源的大力发展将有力推进我国初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我国能源安全风险从传统能源安全为主向传统能源安全与新型能源安全叠加转变。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绿色能源发展要点

围绕保安全、稳发展、促创新、降排放，实现“十五五”时期绿色能源发展目标，需要关注以下要点：

（一）发挥市场机制，激活能源领域经营主体活力

能源产业领域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受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大等特点，相对一些完全市场化的领域，企业进入门槛较高。发挥市场机制，激活经营主体的活力，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金进入能源领域，是推动“十五五”时期绿色能源发展的重要举措。2024年中国能源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为339家，营收总额超过国有企业的三分之一，在能源产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能源领域还存在市场开放不充分、地方政府主导企业整合、新能源项目政策变化大影响投资信心等导致市场活力不足的因素。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和落地，形成对绿色能源稳定的政策支持，明确鼓励市场化的能源项目领域，丰富绿色金融手段，完善和扩大绿电和碳交易市场，推动更多企业、资金和人才持续地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形成民企和国企各展所长、良性竞争、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积极面向欧美和区域大国，继续全面加强国际合作

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欧盟是我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对象。尽管目前与美国以及欧盟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存在困难，我国仍应在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技术方面发力、积极应对。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攻关绿色能源技术瓶颈，降本增能，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扩大国际影响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主导绿色标准与市场机制，用硬实力破解欧盟的碳壁垒，掌握低碳话语权。深化南南能源合作，与中东、中亚、非洲、南美等区域能源大国、发展中国家扩大合作，打通绿色资金链，建立海外能源和矿产基地，输出我国绿色能源产品产能，共建市场扩容和资源互补的韧性产业链，实现从单一技术输出向“技术共享+标准共建+产业链融合”的全方位升级。

（三）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传统能源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能源产业链跨越矿产（包括煤炭、油气等）资源开发、装备制造、能源网络管道输运、能源存储、能源转化、能源利用环节，参与主体除了新兴科技企业，更多的是传统制造业和能源相关企业。通过绿色能源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建立绿色能源产业链纵向上下游之间、不同产业链横向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传统能源企业（如煤炭、油气、电力集团）向绿色能源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一是通过技术上战略整合，如中石化建成的齐鲁石化二氧化碳增强胜利油田油气开采的CCUS项目；二是通过风光氢储资产重置，如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三是通过模式创新，从单一卖能源到卖服务，如建立碳交易平台，或者设计“提供绿电—能耗管理—碳管理”的全过程服务；四是跨越传统制造业进入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如火电设备制造转型为新能源设备制造。

（四）扩大应用场景，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综合能源有效利用

由于不同能源的禀赋不同，单一的绿色能源技术不可能在所有的时段适合所有的应用场景，所以绿色能源利用重点已从单一绿色能源的消纳转向综合能源的高效利用。扩大综合能源利用场景，是实现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途径。其实际阻碍在于传统的绿色能源开发以生产者为核心，因此扩大综合能源应用场景的关键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从“能源生产导向”转向“服务价值导向”，根据实际用户的需求，配置合理的综合能源系统。应用场景从单个的户或者单体建筑，到园区或者建筑群，再到区域，尺度或者规模不同，综合能源系统的配置和参数会极大不同；农村、城市和工业园区功能特点不同，综合能源系统的配置和参数也会极大不同。因此，需要根据应用场景特点，构建“全生命周期需求—不同能源技术耦合—边界明确”的综合能源网络。通过分布式能源交易、能源托管和碳能联营等商业模式实现综合能源系统的经济效益，这是推广高效综合能源系统的关键机制。而实现综合能源的关键，则是数字底座支撑的全域协同，用智慧能源操作系统打破不同能源及其载体的边界，连接不同尺度的综合能源系统，实现协同运行，形成“横向多能互补、纵向源网荷储协同”的智慧能源生态。

（作者系沙巴体育投注,沙巴体育娱乐场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